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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者大也

做一個願意傾聽內心聲音的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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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文章做到好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事业做到此处,无有偶然,只是执着。年越而立,经世繁多,积累经验,善于管理,传道授业,精于培训,跨行解惑,实战把握。《沟通之道》《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文化》《向军队学管理》《TTT内训师培训》《决战终端》《打造和谐团队》《如何打造高绩效团队》《企业文化建设》《晋.魂》皆为精时之作,秉承“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做人原则,诚心为企业寻找发展之道,寻求生存之法,寻觅现实之术。“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岸不知何处,心在此处,峰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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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景象,中国风范  

2011-04-06 09:32:06|  分类: 赢在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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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景象,中国风范 - 李侠训练 - ,

 

为振兴中华,使我五十六个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受外国人的欺凌,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和谐持续发展。

大国不是强国!富民强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永远不称霸,才是我们的梦想!

 读美国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这本书,简直就是在读一部人类的近代战争史,脑海还不时地涌现出电视中《动物世界》的画面。

    从这本书我得到的结论就是:

大国的兴衰就是武力和强权的兴衰,就是弱肉强食的历史,与丛林中的动物世界无异。

当然作者并没有直白地这样写,这是我从字里行间读出来的。

从书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大国或者强权的肯定,或者说他认为这就是客观现实。然而由这样的强权大国主导的世界是不是太令人沮丧和失望了?  

    是世界本来如此,还是这本书有问题?这本书可是畅销书,一版再版,影响巨大。其实世界并非如此,这只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世界,才看到这样的世界。还有就是尺度的问题,保罗·肯尼迪用的是距今500年的尺度,这个时间段,正是西方大国崛起,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时期。我们只要放宽时间的尺度,像15世纪初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件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在公元1405年—1433年20多年间,中国明朝的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途经东南亚、西亚、东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譬如人数,多次达到27000多(第1、3、4、7次)人,船只一般超过260只,最大的船,吨位达1500吨级。其实郑和所到之处,皆可武力占领,不会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郑和的船队每到一处,都是尊重别国之宗教和文化,赠送礼物和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或者确立一种册封和朝贡关系。为什么郑和不去占领这些地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东南亚许多地方华人移民的总数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朝廷只要稍加支持和肯定,这些地方与中国就会形成一种像今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国家与英国的那种关系。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

    这和60年之后西方航海家远航这些地区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所作所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492年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的4次远航(1492年—1504年),达·伽马的两次远航(1497年—1503年),以及后来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期的麦哲伦及库克等人的环球航行,所到之处,就是占领、杀戮和掠夺。为什么如此?这其中可以探索出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所致。

    前段时间我去加拿大,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时,导游介绍说,当时的法国探险家顺着圣劳伦斯河寻找去中国的路,在大瀑布受阻,断绝了去中国的念头。当时我就想,谢天谢地,幸亏他没有找到去中国的路。由此我想到哥伦布的美洲发现,其实哥伦布也是要到中国来的,是美洲的意外发现留住了他,假使没有美洲的阻挡,没有太平洋的浩瀚,西方人从海洋登上中国大陆的时间会大大提前,尽管登上中国大陆的“哥伦布”不至于说他们“发现中国”或“亚洲大发现”,但是鸦片战争就不会在19世纪中叶才发生,也许会提前200年。

    可怜的印地安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他们这些美洲的主人,几乎被想到中国来的西方殖民者斩尽杀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替中国人在受难。

    从美洲的历史看,要成为大国者,在空间上要有独特之处,一般而言,要有地理屏障的保护,比如中国,东面有浩瀚无比的太平洋作为屏障,像大西洋就不够浩瀚,离西欧不够远,所以美洲的古代国家都被西方灭掉了。中国西面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卫护,因此中国的文化能够一直绵延下来。

    还有大国一般应该出现在大陆的边缘地带,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四面受敌,赢得发展的时间。比如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美国、法国、德国都是在大陆的边缘,在大陆的中间地带,很难出现大国。这些地方只能是大国轮番表演的舞台,是大国的通道。像英国和日本的经历,更说明边缘地带是大国的摇篮。当从东向西,来自东方的武力横扫欧亚大陆时,英国这个岛国可以躲过劫难,西欧的一些大国也得益于处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而像东欧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譬如当蒙古帝国的铁蹄如狂飚一样扫来时,是这些地方的王朝最先被摧毁了;同理,当来自西方的势力从西向东推进时,东端的岛国日本最晚受到冲击。譬如近代伴随着所谓地理大发现、西欧人对全球的殖民和瓜分,日本就躲过这一劫。因为西方已经被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拖住了。

    近500年的大国兴衰,是伴随着对海洋的探索、争夺、控制同步进行的,只有那些掌握了海洋的国家,才成为了大国。未来大国的舞台在太空,只有那些掌握了太空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大国。使用过GPS定位仪和使用过Google Earth 搜索引擎的人都知道,太空中的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意味着什么。如果在太空中没有卫星在飞行,在未来世界成为大国是不可能的。

    国家是用边界围起来的政治实体,是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区域,可以看做是一种政治区划,但是这种边界围起的政治区划,只是国家的形式,并不是国家的本质,真正的国家是指边界之内的国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称之为“国家意识”,就是大家都在内心深处认为我是“某国人”,没有形成这种意识的国家,本质上还不能称为一个国家,也是很不稳固的。比如秦始皇席卷海内,横扫六合,统一了六国,但秦朝很短命,仅存在了15年就土崩瓦解了,这虽然与秦始皇的残暴有关,但秦朝初建,还没有在六国的遗民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意识”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项羽起兵之所以要打着“楚怀王”的旗号,就是利用秦朝还没能消除的“楚国意识”。刘邦建立了汉朝,除了其中短暂的王莽篡汉,汉朝统治期长达400多年。也就是因为汉朝的缘故,中国人才开始形成了汉族这样的“民族意识”,并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融合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国家意识”。后来我们虽然有过多次被征服、被占领的历史,但由于我们中华民族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意识”,所以最后的结果总是征服者被同化。

    所以真正的大国,不仅是领土大,人口多,关键是在领土之内的国民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国家意识”,产生了“国家认同”。一些帝国成也倏忽,败也倏忽,其原因就是扩张和征服的速度太快,远远大于“国家认同”形成的速度。

    侵略和占领已形成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国家,必然失败,因为武力不能建立新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15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全球的瓜分和殖民,最后以各个民族的独立而告终。留下的只是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这样的国家,原因是这些国家原有的土著居民在历史上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家意识”。

    大国的产生,除了要形成“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外,还有一个“边界意识”,中国人“边界意识”的形成晚于西方。当西方人忙于用测量、界碑、地图明确边界的时候,当然,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测量和划出他们占领的殖民地的边界,中国的王朝对国土的一些边缘地区还满足于“朝贡的体制”和“羁縻似的管理”,当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边疆时,这种做法无疑要失去许多土地。

    大国除了这些文化的因素外,还有军事和经济科技的实力,而后者决定前者。按照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最关键的因素是经济的实力。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才能从经济总量中拿出更大的部分用于军事,以取得军事的优势。一个国家一旦成为大国,就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就要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军事,就会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大国就会走向衰落。

    从历史看,正是这样,大国兴衰起伏,没有永远的大国。但其中有一条规律,就是凡与大国直接对抗的,很难成其为大国,反而采取跟随战略的,则可能获得成功。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曾经采取与大国对抗的战略,这被证明很不成功,后来邓小平所说的“不扛旗,不当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跟随战略,反而获得了成功,所以“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大国”今天才成为一个话题。跟随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是学习。过去我们总是津津乐道我们的“四大发明”,其实学习的重要性不亚于发明,比如火药是我们发明的,但是被与宋朝交战的蒙古军队学去,当蒙古西征时,掌握了火药和枪炮的蒙古军队从东亚一直打到西欧,所向披靡。接着火药、火炮又被西欧人学去了,经过在西欧各国的战争中不断改进,又成为西欧人征服世界的武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经济活动中学习也显示出重要性,比如日本就很少有重大的科技发明,但由于善于学习应用,日本目前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今天已经不断有人在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比如,德国前驻中国大使,就著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而美国花旗银行的经济预测师则认为那个时间应该在2035年。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了,这应该说是学习的成功,或者说跟随战略的成功。

    记得有个朋友办的一本杂志《战略与管理》,是专谈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的。其中有一派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赶超战略”,就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与西方大国的目标相同,加入竞争,争取超过,跟随战略也属于赶超战略的阵营。还有一派的观点是“非赶超战略”,这一派认为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等领袖们所走的道路,都是属于赶超战略,甚至直白地说,就是“赶英超美”,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放弃这种战略,走一条相反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现在看来,这样的路是没有的,只有赶上了,强大了,才能谈走另一条路。

    假使中国超过美国了,成为大国了,那么中国的行为与以往西方大国的所为会有什么不同么?答案是肯定的。

    这在对大国的理解中可见端倪。何谓大国?保罗·肯尼迪是这样说的:大国就是能保卫自己,能对付任何国家的国家。这样的大国是冷冰冰的,令人毛骨悚然,仿佛是一架争斗的机器。这样的大国真是没有最好。

    有意味的是,中国学者关于大国的标准,都强调大国的道义责任。

    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祥龙教授特别强调大国的文化感召力,他认为只有那种文化散发出魅力,感召千里之外的外国人来学习的国家,才有资格称为大国。学者盛洪也反对实力崇拜,强调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将结束战国—帝国—战国这种国际关系模式,出现一种后帝国时代,为万世开太平。

    这一切都基于中国人有别与西方的文化,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老子的“小国寡民”和“治大国若烹小鲜”都预示着中国文化的非强权的发展趋向。也许西方的大国概念再加上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的内涵,才是未来大国应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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