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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者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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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为何偏爱久任制  

2014-09-09 08:52:21|  分类: 战略决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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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为何偏爱久任制 - 智舵.管理咨询 - 侠者大也

 

久任也罢,轮岗也罢,其实就是任期的长短而已。官吏任期的长短,就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及政治家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赞同官吏任期长短的人往往都能各执一词,各有道理,争论不休。

  从拥有几千年管理智慧的中国古代的吏治中可以看出,尽管短任制有利于维护古代帝王家天下和中央集权的利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各级官吏的驾驭,但历史上优秀的帝王都会不约而同选择久任制。

  这或许是对时下流行的高管轮岗热的一个提醒。

  久任制度的由来来源:

  所谓“久任”,就是在一个岗位或一个地方长久担任固定职务,是和“轮岗”相对而言的,“轮岗”则是在一个岗位或一个地方短期担任职务。

  秦国集团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先进行国际化的国家,但主要表现在用人上的惟才是用,广纳其他国家的人才如卫鞅、李斯、韩非等,秦国集团的历任 ceo基本上都是采取空降兵的方式填补高管人才的不足。在并吞六国后,依然是久任制而非轮岗制,但这种久任不如刘邦担任汉国集团ceo后实施久任那么具有典型性,独裁的性质过于强烈

  所以,高管的“久任”端绪,在西汉初年才真正出现。这取决于汉国集团ceo刘邦的**化思维和制度化管理。萧何,自帮助刘邦创立汉国集团后就一直担任执行总裁(丞相),直到病逝,跨了十三个年头;他的继任者陈平,也是担任执行总裁十二年,这或许与同是创业元老,所以刘邦想力图显示他将与创业元老们“共享天下”的想法有关。

  高管们任职多年而不调动迁转,以至于其子孙都长大成人;有的高管干脆以自己的职位作为自己的姓氏,据说仓氏、庾氏得姓就是由累年管理府库而来。这应该理解为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政策在用人领域的体现。结果是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禁,秩序井然,吏风纯厚。

  西汉吏治最好的宣帝时期,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得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高管“久任”的实施范围由总部扩大到地方高管。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各地子公司经理)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 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给优秀管理者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发奖状奖章或评为模范进行嘉奖勉励;在原有的工资基础上增加绩效工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他们虽然担任的是地方管理者,但是工资水平却是集团总部副总级待遇,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利益得到保障。

  其实,久任制度的关键,就是要培养担任这个职务的高管必须有责任。它把家族的兴衰和所在的职务联系的很紧密,并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如果你在任管理得好,就让你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双丰收;如果你在任管理得不好或贪赃枉法,就让你的家族和你一起陪葬。所以,西汉时期的太守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大部分都兢兢业业,铸就了一个强大的汉帝国。除了上述制度保证外,谏官制度和监察体系也保证了整个“久治”制度的顺利进行。

不过,官吏“久任”之制的长期实施,至少也容易产生如下五个问题:

  其一,在职务、职权不变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政绩优异者的努力和贡献得到彰显,对其本人有激励、有回报,对其他人有刺激;

  其二,“久任”制如何运作,才能在维持官僚体系稳定的前提之下,有效避免官场惰习的形成,使得优异者有机会脱颖而出;

  其三,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官员普遍实行“久任”制,那就意味着在上下级之间可能结成官僚利益共同体。在这样的“熟人”关系网面前,监察、考绩制度都可能流于形式而失效;

  其四,高级地方长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结成地域性官僚集团,形成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潜在威胁;

  其五,高级军事长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变国家军队为私属性武装力量,处置失当,就可能演变为叛乱与混战。

  所以,“文景之治”的后期,由于大汉集团的总部积弱,才使得地方各子公司势力大增,“久任”的弊端也显露出来,“八王之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汉武帝时的“淮南王之乱”也是一个端倪。

  为何还要用久任制度来源:

  宋代政治家司马光主张用人要专,不可轻易调动、变更,因为官吏对所管辖的事情和区域必然较为熟悉,同时久任制也会促使官员对地方治理制定长期规划,避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而与他同朝为官,互为政敌的王安石,在赞同官吏久任的观点上却颇为一致,他列举了短任制的几条弊端:1. 长官无法熟悉地方情况;2. 下属因其长官任期短,不肯服从指挥和尽力工作;3. 因任期短暂,无法真正甄别官吏贤愚;4. 送往迎来,贪污受贿,贻害地方。

  在总结了历代王朝吏治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明朝再次确立了官吏久任制。明成祖明确告谕吏部:各地区的最高首长,一定要长久在其岗位,才能做出成绩出现效果。同时朝廷还规定,官吏长期担任一种官职,如清正廉洁,确有政绩,“可加俸、加衔,不可轻易更动”。这等于再次承认了久任制的正面作用。

  明成祖看到了久任制的利,尤其在治理一方水土的时候,必须缓缓图之,统一管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和赢得长治久安。但是明朝末年万安为相十九年,刘吉为相十八年,严嵩为相二十一年,他们久居大位,培植党羽,窃禄已久,使国力大伤,最后只能皆入“奸臣传”,为后人唾骂。

  久任制虽然也有弊端,但瑕不掩瑜,久任制在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方面总体而言还是利远远大于弊的:第一,有利于在官僚队伍中养成笃实、稳健的作风;第二,使在职官员淡化对短期效应的追求,有兴趣、有可能致力于长远规划,进行必要的中长期投资和建设;第三,使在职官员熟悉工作,做精于本业的“内行型”管理者;第四,减少了官员升迁、调动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压缩了“送往迎来”的开销,节约了行政成本;第五,责任明晰,目标到位,不会产生互相推诿,扯牛皮的情况。

  所以,古代的政治家,出于国家长治久安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综合考虑,还是选择了“久任制”。只不过,在处理政务方面使用“久任制”,而在军事方面,尤其是高级军事将领,往往使用“轮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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